见《嵇康集校注》，第544页。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然后又讲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能达到中和，则可实现天地位万物育。当代哲学家不乏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

因此，儒家亦以后两者来确立其道德伦理系统的内在基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人性或人的存在的真正完成，一定有智慧的实现，反之亦然。儒家的人性论或者心性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和道德责任的形上根据。知，则被理解为一种心在其情感表现中的心明其意或自觉作用。

人性本善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确立其自身道德责任的必然的形而上学基础。梁漱溟后期论生命，乃以心代替意欲，这更凸显了生命之通灵向上创造的意味。通常，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过去拥有文化经验、熟悉过去文化规范、享受过去的文化和历史的优越感的贵族，对于礼崩乐坏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恐惧的。

季氏这个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庙里奏音乐，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乐，他居然在家里用。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无论是好的饭菜，还是不好的饭菜，面对它都要恭恭敬敬地吃。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间是有分歧的，一个民族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同时它又要进入一个大家普遍遵循的秩序和规则。《论语》第十篇叫做《乡党》，它里面说到孔子的种种举止行为，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人，他对人的态度是很谦恭的，做人的行为是很严肃的，日常是很讲究教养的，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很有绅士风度，而且他也非常强调这种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在那个时代，就是一种贵族传统的教养。

他一辈子提倡的所谓的礼，其实就是文明。比如他说，肉虽然可以吃得多，但是不能够吃得太撑。

每到节日，一定穿正式朝服。因为鲁国国君的地位越来越弱，而家臣居然强势了起来。我们知道，儒家很讲究穿衣，大家看《新定三礼图》就可以知道，不同时候、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不同客人、不同气氛，衣服都应当不同。接下来我们再看，孔子是怎么讲究食的。

但是，到汉代又非常降重地祭祀孔子，虽然汉高祖刘邦很不尊重儒家，但是，到了他这里，也曾经用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祭祀孔子。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中间，历史是最基础的。他们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少还残留有士大夫的习惯，而士大夫的习惯很多就是儒家的习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归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另一方面指在礼学经典、仪注诠释过程中主体作为诠释者的在场，学者的诠释工作不再严格依据于经典或师法，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思想去解读、质疑乃至增补经典。[57]这与大礼议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礼议与北宋濮议之间有着类似的背景，但结果却是秉持人情的议礼派大获全胜，使嘉靖突破了身份原则，破坏了国家礼法[58]，但同时也为公共领域人情的存在取得了空间。

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3-204页。[15]他把礼与大易阴阳联系起来：《易》者，阴阳之变也，五行之化也，出于天，施于人，被于物，莫不有阴阳五行之道焉。

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同样，不同个体体贴的天理，因为角色、地位不同，也会呈现不同。那么，当朱熹将其宏大且至善的天理概念贯彻到礼义中去，也就使礼义获得了可把握性，天理作为本体虽比道德情感更加视之不见、搏之不得，但由于朱熹的天理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概念，而是以分殊之万物作为挂搭，有着整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就可以用来判定一个人行礼的同时是否有着敬的情感，也即：以天理作为判别一个人礼教行为的标准。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后世学者在家礼、乡约，乃至国家礼制的制定过程中敢于损益古礼，便是以这种主体化倾向为前提。需强调的是，礼者，天理之节文的说法并非把礼局限于礼之文的层面，并非在引入天理的意义上主张理体礼用，而是从体用一源的角度强调礼、理之间并无高低本末之分别[27]。

后者则就礼之本而言，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仁义道德依然是永恒的，这可以谓之天叙、天秩。[68] 《张载集》，第382页。

司马光亦致力于恢复礼教，他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44] 这说明朱熹在诠释礼学经典时有着义理优先的原则，并不执着于训诂，不迷信经典或古人。

殷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宋明礼教 。表面看，阳明和朱熹一样以理论礼：‘礼字即是‘理字[33]，但其理的内涵已尽归于心，主张心即理也。

[54]情之善者也就是良知的自然发用，自然合礼。沟口雄三认为：阳明学在社会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使朱熹学从以官僚为本位的道德治世之学转向以民间为本位的道德秩序之学。陆九渊则主张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8]，经典的神圣性消解在自我主体的彰显中。[65] 《张载集》，第214页。

就此而论，也可以说它实集礼教思想之大成。[85]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4页。

宋初儒者化的名僧对于儒学复兴与理学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僧侣亦为礼教的拥护者[10]。见赵克生：《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论丛——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16]王安石强调礼的实用意义：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则野，知人而不知天则伪。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59]所谓扫旧尘，所指无非破除旧臣之旧说，赞成新帝之新论。

其实早如《礼记》已有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之说，张载也讲：礼者理也。见《耿定向集》，傅秋涛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5页。另一方面，这也是对魏晋玄学以来名教之问的进一步回应，嵇康等人所追寻的名教的内核，与其说是本体，毋庸说是人情。礼仪是出于人的，礼义则是出于天且合于自然之道的，天生万物皆有规律，人本其规律而参悟礼义，进而创制节文度数之礼仪。

阳明后学虽有良知现成等思想，但亦十分注重民间的礼教实践。正如有学者论述的：程朱学乡里经世的实践，在宋代曾经达到高峰，至明初沉潜下来，明中期经世之风的再起，等于是把这个曾经沉潜不彰的传统重新复活。

[16] （宋）司马光：《温公易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页。朱熹把礼教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

而随着朱学的定于一尊，后学末流中逐渐表现出僵化的趋势。而大人的特征便是以万物为一体、以万民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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